那些做试管婴儿的父母，真的可耻吗？(请问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可以报销吗)

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大约有10%至15%的育龄夫妇面临不孕症，以及由于疾病、意外或其他原因，更多的人只能通过医疗介入的方法拥有孩子。41年前，全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时，为这些人带来了希望，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助试管婴儿技术辅助生育。

1978年7月25日，一对英国夫妇通过剖宫产

生下了全球第一个试管婴儿

如今，如果你去生育专科医院的附近观察一阵儿，会发现那里聚居着一大批想成为妈妈的人，她们住在狭窄的旅店，面对乏味的日常和能否怀上孩子的担忧度日。

我们与试管婴儿父母接触，试图了解那些去做试管婴儿的家庭，了解生育对女性意味着什么，孩子对家庭意味着什么。

当医生告诉李斌夫妇，他们成功通过试管得到了两个女胚胎时，一向平静的夫妇俩有了一丝激动，他们拥抱在一起，眼睛泛泪。他们从未想过再要一个孩子，五年前，女儿离开人世后，他们觉得守着女儿的回忆过完这辈子了。

“小孩在14岁的时候走了。”在一场咨询活动中，妻子王倩说得很平静。

“因为什么意外吗？”医生问。

“是她自己的选择。”语气依旧平静。

王倩在25岁那年生了女儿，做学术工作的夫妻俩早早就完成了这个人生大事，他们也一直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按部就班，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平稳地做下去，直到经历生与死。

李斌夫妇坐在我们面前，不像大多数失独父母那般控诉命运的不公，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显得极为平静，不埋怨，甚至不需要我们的怜悯，默默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，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对苦难与悲痛的隐忍。

在此之前，李斌夫妇一直走不出失去女儿的悲痛，总觉得如果再要一个孩子，是对女儿的背叛。直到女儿离世四年后，李斌劝王倩：“如果我们再要一个孩子，是不是意味着孩子能以另一种方式陪伴在我们身边？”

2014年的时候，HRC美中桥在中国做活动——为失独人群提供基金补贴赴美做试管婴儿的慈善活动。“跨境医疗在五年前接受度并不是很高，当时很多人并不能接受试管的方式，并且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认为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’，对于这样的慈善商业活动也还是持保留态度。”作为该司市场部负责人Sookie这样说。

但从那之后，李斌夫妇便一直关注着试管婴儿的事情，但因为不想在媒体前曝光，他们最终决定自费去美国做试管婴儿，但此时的王倩已经43周岁了，卵子情况不容乐观，即便在美国，这样的年龄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。

或许凭着学术工作者的职业素养，也或许是不愿意面对一次次的失败，王倩并没有像大多数的母亲一样，做一个周期（一个周期包括前期检查、促排卵、取卵取精、移植，所需时间在2-3个月）进行一次的基因筛查。而是选择在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做完三个周期的PGS（基因筛查）之后，静候命运的安排。

幸运的是，他们成功得到了两个女胚胎。三个月后胚胎成功移植到王倩子宫内，健康成长到诞生。

“五年了，或许这就是轮回。”

在中国，绝大多数家庭在面临夫妻无法自然生育问题时，总是容易把矛头对准女性。有的来自丈夫的压力，有的来自家庭的压力，有的婆婆在儿媳多年无法生育之后，在背后指责儿媳是“不下蛋的鸡” 。

郑女士在采访中说起曾经在家庭生活中的种种，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，她告诉我们，在婚后备孕三年无果的情况下，她与婆婆一起来到了试管婴儿机构，咨询生孩子的时候，当着工作人员的面，婆婆仍然一个劲儿地指责自己儿媳“无用”：“我儿子肯定生育方面是没有问题的！他很健康。”然而最后体检报告显示，夫妻双方都存在异常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郑女士得婆婆甚至一直在劝说儿子签订离婚协议书，但因为夫妻俩感情和睦，婆婆的劝说一直没有奏效。

“在中国，无法生育有时候对于女人来说也是一件无奈的事情，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客户案例，但是我们只回归到医疗本身，而不是去评价客户。” Sookie告诉我们。

由于涉及到基因筛查的问题，夫妻俩尝试赴美做试管婴儿。在美国做第一个试管周期时，女方取卵15个，卵子授精后12个，通过基因筛查后得到7个胚胎， 2018年4月胚胎移植成功，2019年2月，宝宝出生了。

婆婆欢天喜地抱孙子，她认为这是她“应得”的孙子。在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中，无论是否对错，长辈是无需对晚辈有愧疚之意的，他们也无需“良知发现”，晚辈通常也这么认为。

而同时，她的儿媳告诉我们，经过婚后备孕生子的过程，她此刻需要解决的困境是，因为求子而辞去工作后的多年生活，该如何重新获得经济上的独立。

实际上，Sookie在工作中经常“劝退”前来问询的客户——“您的年龄做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已经比较低了。”“根据医生的评估您的成功率低于10%，您需要考量实际的情况。”

美国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处于全球领先，第三代试管婴儿已经普及很多年，但是生育与个体身体情况关系很大，医疗并不是可以百分之百成功，它因人而异，需要根据身体状态进行评估，而美国的医生对于实际情况往往显得不近人情，他们会直接告诉患者最真实的数据，对于成功率极低的客户进行劝退。

但是固执的人也总会有。

陈女士是一家企业高管，因为早些年一直忙于事业，所以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。女性生育年龄有两道坎：35岁和42岁，35岁之后生育能力急速下降，42岁之后胚胎染色体异常的概率很高，能够通过PGS的胚胎不多。

如今陈女士已经51岁了，我们告诉她这个年龄做试管婴儿已经是不可能了。但陈女士一直坚信自己可以调理好月经，并且每月监测卵泡。在一次检测到有一个基础卵泡后，第二天她就坐飞机去美国进行试管婴儿，但最后还是失败了。

“我不能剥夺一个人做母亲的权利，但是我得告诉你真相是什么，并且告诉你与此对应带来的经济风险。” Sookie说。

对于女性来说，成为母亲的权利并不完全能为自己左右。

“我就希望我生个儿子，我老公只要儿子。”金女士找到机构的时候，眼里透着哀求，她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疲倦。只是不停地在重复，“只要儿子，没有儿子他就跟我离婚。”

“您之前的孕史如何呢？”工作人员问她。

“之前已经堕了五次胎了，全都是女儿，我们那儿看重儿子，如果没有儿子，将来是没有儿子为我们扶灵的。”

然而当医生检查了她的子宫，发现她的子宫壁已经像纸一样薄了，几乎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受孕了。

我突然想到柴静在《看见》里写“家暴”那篇，里面写道“家庭的门吱呀一声关上后，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……家庭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部分，为什么会给彼此带来残酷的伤害？”

生育对于女性来说往往是一场劫难，怀胎十月到婴儿呱呱坠地，身体的变化会影响甚至折磨母体。在此之上，女性还会受到更多来自外界的压力，比如生育一个男孩。

就如《人间世》中提到的那样，医生有时也需要运气，医学永远是一个概率性事件。但医学的进步在于，它能拯救那些陷入极端不幸的人们。

淑丽想不通努力赚钱的意义了。“七年了，我们一直拼命加班、拼命赚钱，但我们赚了钱呢？然后呢？”她说，脸上都是茫然。

她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，两眼有红血丝，是哭过的痕迹。丈夫在身边拍了拍她的后背，试图在安抚，却又背过身，用袖口擦了一下眼。

淑丽和丈夫七年前从小县城一起来到深圳，身处地产行业的他们通宵加班是常事，他们也从未想过要一个小孩，不过努力换来了财富。他们买了车买了房，终于在这个城市有了安心的落脚之处。

当医生告诉淑丽她被确诊为乳腺癌时，她脑中的第一反应是决定要个孩子。

“之前没想过要孩子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不喜欢孩子吗？”

“也没有，就觉得没时间。”

“时间呢？”

她想了好久，没有回答，眼神有些黯然。

我们拼命努力奋斗，仅仅是为了向曾经渴望的生活靠得更近一些。最终，淑丽去美国冻了八个胚胎，回国后，她开始了放化疗。母亲的无私，或是在孩子没有出生前，便做好了“一切为了孩子”的准备。一辈子为欲望而累，到最后不过是为了回到简单温馨的日子。

出现在这些机构的并不仅仅只有夫妻或者是女性，也会有单身男性前来咨询。郑峻强是一家国内三甲医院一名介入科的医生，从美国医学院毕业，是一名医学博士。采访中他与Sookie还在回忆初次电话咨询介绍完自己的时候，听到对方迅速敲击键盘查找“什么是介入科”时，郑峻强笑着说：“你是在查介入科吗，不用查了，我告诉你们吧。”

介入科医生工作特殊，他们每天都要穿着重达几十公斤的铅衣在血管造影机放射出X线的导管室里工作。同科室的男医生也为了防止辐射引起精子变异，早早结婚生了娃。在没遇到他那份“爱情”之前，郑峻强并不想草草结婚生孩子，可他并不愿意放弃自己付出了十多年的医学研究，于是他选择了先冷冻精子。

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医学的进步拯救了医学本身。

“你知道这种感觉吗，就是我们从不 ‘推销’，医疗是一件严肃的事情，孩子并不是一件产品，我们不是在制造一件工业产品。” Sookie说，她在这个行业六年，其所在的机构已经服务超过上万个需要试管婴儿的家庭。

其中大部分人是因为不孕不育，在传统的生育观念中，大家往往在逃避不孕不育这件事情，却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，“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了解这样的一种途径，对于真正需要试管婴儿医疗介入的家庭，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，可以帮到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拥有孩子的人们。”

“这六年来，社会对试管婴儿的接受度有提高吗？”

“有变化，有好转，但是总体来说，接受度还有待提高。一些客户会回避自身的病症，拖延治疗时期，但随着教育不断的深化，很多人通过美国试管医疗有了宝宝，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成就感。”

曾经我遇到一位38岁的客户，因为卵巢早衰已经在国内做了9次试管婴儿了，都没有成功。在这期间，为了“促排”她一直在坚持吃药，整个人因为药物发胖乃至臃肿。后来去了美国做了两个周期，艰难地移植了一个女胚。“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们整个办公室的人隔着屏幕都在哭，因为我们知道客户太难了。”

“像卵巢早衰这样的生理疾病，非常难怀孕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就是20多岁的女孩的卵巢，卵子质量像50岁的女人那样，对于女性来说，42岁以后生育能力会急速下降，而相比美国，目前国内的胚胎技术还是存在差距。”

 “我们并不需要抗拒必要的医疗介入，应该按照自身情况做匹配。”采访最后，Sookie再一次表达她的观点，在问及是否会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下去时，她说，“比起为了医学献身而冷冻精子的医生客户，我们能做的很有限。”

（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，文中人物皆为化名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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