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男科门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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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男科门诊，我的最初印象来源于一部美剧，它用猎奇的方式营造了一个躁动空间，美女护士将患者送进私密房间，里头有暧昧的灯光、松软的沙发和洁白的床，以及随手可得的黄色杂志。

后来，我在医院体验生活两周，才认识了真正的男科。

男科诊室位于生殖中心深处，门口挂着男科门牌，室内摆放着简单的桌椅和电脑。门诊左手边是取精室，里面只有一张单人推床。化验室与取精室通过一个小窗连接，供患者传递盛有精液的容器。

我在诊室的第一天，门口走进来一对年轻夫妇。进门后，他们拘谨地在刘主任面前坐下。刘主任是生殖中心唯一的常驻男科医生。

每逢周一或周五，这个位于上海的男科门诊总会迎来人流高峰，很多患者专程从外地到此寻医，为了少请假，大多会选择与周末相近的日子。

〓 图|诊室里的模型

女人紧紧地抱着手提包，男人的目光无处安放，都不知该从何说起。刘主任主动打破沉默，语气平和地问他们，多大了，结婚几年，停止避孕又有几年。

“结婚三年，停止避孕两年。”女人一一作答，而男人则全程都没吭声。

一年以上未采取避孕措施，性生活正常，但没有成功妊娠的，基本上可以判定为不孕。为了判断病因，刘主任问起他们的房事情况。

女人不作声了，看向男人，男人低垂着头，半分钟后，才支支吾吾回答：“我应该是早泄，一开始以为是心理问题，一直没来看医生，基本上三分钟左右。有时候还会因为紧张而不能……”男人双手紧握，没继续往下说。

刘主任老道，一眼看出男人的为难。在当下，各式焦虑话题充斥着社交媒体。中产危机、女性容貌、职场年龄，接连成为公共话题，可男性的性功能焦虑，虽普遍，却更加隐蔽。

网络世界人人“18厘米、30分钟起步”的性夸耀，或许足以展现这场尊严攀比的截面。与此相对应的，是接近50亿的中国ED（勃起功能障碍，俗称“阳痿”）市场规模。中国首个“伟哥”仿制药“金戈”，也一度超过茅台的毛利率。

在性方面，男人背负着传统的压力。性能力、勃起的阴茎，都象征某种男性气概或身份。这种观念最初产生，或许是为了创造生殖力强盛的社会体系。历史原因早已被遗忘，象征意义却继续发扬光大。

在问诊过程中，排解患者的心理焦虑，也是刘主任工作的一部分。他搬出最新的研究成果——一生中只要有一次成功，就说明性功能健全。

以前医学界断定三分钟以内是早泄，现在一分钟以内的才勉强算。他温和地解释，这是生物进化的必然结果，倒回十几万年前大家都是猩猩，野外生存环境险恶，动物交配的时间短，才能保命。

夫妻俩都松了一口气。男人捡回了一点自信，他主动向刘主任问药，音量也略微提高。刘主任一向秉持“药补不如心补”的理念，并不建议患者用药，避免产生药物依赖。

他告诉夫妻俩，世界上最好的治疗师就是自己的伴侣。说这句话时，刘主任特意看向了女人：“别迷信网络上的说法，男人的成功怎么可以和长时间划等号，多给他正向反馈，慢慢建立他的自信，问题就解决了。”女人点了点头，握住丈夫的手。

宋爽是第二次来到生殖科的患者。刘主任拿出一排生殖器模型，让他判断，哪个最符合他勃起时的长度和硬度。

宋爽指尖游离，徘徊一会后，选择了数值偏大的那个。选完，他强调，自己的房事表现一直很好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刘主任没接话。

宋爽取精之后，刘主任将少量精液放置于观察片上，屏幕上方显示出精子活力、数量等参数。化验结果可即刻打印，全程只需一分钟。在这一分钟里，诊室里的气氛变得焦灼而微妙，男人仿佛面临着一场关乎尊严的审判。

〓 图|医生为患者检查精子活力

宋爽第一次来到诊室，“是陪妻子来的”。

面对不孕不育的夫妻，刘主任一般会建议男人先做检查。男性检查步骤简单，一般只需要手淫后获取精液，检查费用便宜。女方则需要逐项排查，费用高，且输卵管造影等侵入性项目，不仅会带来痛苦，也有感染风险。

然而，能主动先接受检查的男人很少，通常，他们只有伴侣查出身体无恙后，才勉强同意做检测。

报告显示，宋爽弱精。

弱精是一种精子活力低下的病症，表明男性的生育力严重下降。宋爽显然没有从打击中缓过神来，找理由推脱：“我以前挺厉害的，最近可能加班有点多，作息不规律，才会这样。”

刘主任点头，不语。当宋爽走出诊室后，却脱口而出：“装什么装，不行就不行。”对于这样的掩饰，刘主任早已经见怪不怪。在被确诊为不育症后，大多数男性第一反应，就是本能地否认。

问诊时，刘主任发现，面对病情，女人都一五一十地描述，既不觉得羞耻，也不隐瞒。男人则喜欢找各种借口，像宋爽这样的不在少数。

在传统的生育观念中，孕育是女性的责任，因此，不孕不育的问题，也惯于归咎于女性。

可实际上，不育症世界卫生组织曾明确指出，已婚夫妇不育症发生率约15%，其中男性因素引起的不育症占50%。

当男患者得知问题出于自身时，他们所面临的，不只是生育功能的障碍，更是男性角色失败的暗示。

有的弱精和无精患者想通过食补改善情况，刘主任明知药效并不显著，也会答应开些药。这么做，主要是为了给患者提供心理安慰。患者心情改善，自然受孕的成功率也会相应提高。这与他提倡的“药补不如心补”，看似冲突，实则惊人一致。

八月份的一个周一，一对初诊的夫妻来到刘主任的门诊。女人二十多岁，着装朴素，一边询问医生，一边认真地做着笔记。男人眼神游离，时不时瞥向门口，诊室的门将被其他患者推开，他几次起身关上，害怕谈话内容被外人听见。

周五再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拿到精子检测单。男人跟宋爽一样，在刘主任面前找了一堆借口。可以想见，他的检测结果并不乐观。

男科诊室里的患者，或多或少，都承担着构建“男性气概”的文化压力，这也是他们强烈耻感的来源。

主动、强硬、力量、给予，这是男性的社会分属，在家庭、职场、社会等领域全方位渗透。

在女性力量不断增强的当下，男性的位置受到挑战，不得不将地位意识向更幽微的地方铺设——以性活动时长和频率来评价男性能力，以生殖器大小和勃起的硬度决定男性的尊严，甚至以与多少个异性发生性行为论英雄。

这样的标准，不是从伴侣的需求出发，也不是从自身体验出发，而是男性对于自身能力的严重焦虑。不管男性接受与否，他们都被强行推到这道文化制度的审核之下，被定义成功或是“失败者”。

男科诊室里的“失败者”们，通常还要面对家庭地位的摇晃。

男人的妻子走进诊室，半边屁股坐在他的椅子上，关切地询问病情。得知是丈夫弱精造成自己不孕，她起身坐到不远处的沙发上，身子后仰，靠在椅背上，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她开始数落男人：“平时让你别抽烟、别喝酒、少熬夜，你就是不听。”

“烟已经在戒了，酒只有在应酬的时候才喝一点点……”男人企图辩解，气势却越来越弱。

“还记得你妈怎么说我吗？我不能生，就要我跟你离婚。”女人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追溯起数年前的往事：“害得我妈逼着我吃中药，我吃什么药啊，该吃的是你……”女人细数这些年遭遇的不公，诉说自己如何替丈夫背负了骂名和委屈。

求子之路坎坷，她的神情悲伤，同时带着抑制不住的蔑视。从女人的叙述来看，这是一个地位不均衡的传统家庭。而在这一刻，重新衡量地位的天平倾向了她，她拥有了话语权。

刘医生说，类似的情况在男科诊室时有发生，太多的女性被生育捆绑，“不能生育的女人是有罪的，没有孩子的家庭是不完整的”，但当男方查出不孕时，他们将很快被这套观念反噬。

老赵是来自大连的患者，他经历了三次手淫取精，统统失败了。刘医生建议他做针刺。针刺属于小型手术，私处半麻后，用手术针扎进睾丸或附睾取精，需休息两天才能恢复。

老赵犹豫了。陪同老赵一起来的，是他的第二任妻子，今年四十五岁。检测结果显示她的卵巢功能已退化。一般情况下，这个年龄段的女人一次能取7-15个卵子，而她只有2个。

像老赵夫妇这样，双方身体条件都很差的情况极少。两个人思忖良久，决定放弃。可半小时后，他们又再次回到诊室。

老赵说，如果没有孩子，现任妻子就要跟她离婚。到了他这个岁数，感情和性都没那么重要，孩子是这段婚姻的唯一粘合剂。

老赵不想离婚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他就愿意尝试。接受针刺手术后，检验出来的结果并不乐观，老赵的精子数量少、活性低，刘医生建议他近期再来一次。

〓 图|其他患者的检查报告

已取出的部分冷冻在精子库，一年为期，若再达不到标准数量，只能考虑其他方式。

一般精子条件差的可以求助中华精子库，卵子条件差的可以由医院出面与其他患者征求。但这样一来，孩子与父母双方都没有血缘关系。

妻子执意要孩子，一方面是为了婚姻和未来能有所保障，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老赵延续香火。在中国的许多家庭中，不育不只是个人生理与心理的问题。为了履行生孩子这一义务，很多不育夫妇宁可解除婚姻。

老赵曾经有过孩子。他与第一任妻子生下儿子，离婚后，孩子一直跟着妈妈。两年前，孩子旅游时不幸触电身亡。老赵家三代单传，失独之后，老赵的精气神没了，原本当兵留下的硬朗也已不再。

跟其他年轻患者相比，老赵看起来更加萎靡，也更有倾诉欲。刘医生看起来有距离感，他便拉着着我絮叨。

他告诉我，男人一定要自私一点。原本他可以早离早结，考虑到前妻离开他后没有经济来源，所以一直拖着，否则也不至于等到现在，身体条件骤降，想要孩子却困难重重。

在老赵身上，性失去情欲的底色，显得格外沉重。小到在妻子面前的尊严，大到家庭的主动权，甚至对自己人生的掌控，都是摆在他面前的重重障碍。

对老赵来说，成为一个儿子、丈夫和父亲，都是男性角色构建的重要部分。如果生育无望，离婚、断后，意味着男性角色的崩塌、人生责任的缺失。

来上海求医是他最后的希望。治疗效果尚未可知，“走一步看一步”。说完，老赵又叹了口气。

他是那一天做检测的最后一位患者，下了手术台，他有点愣神。刘医生按了电梯，等他，许久，他才出现。

他个子很高，肚子鼓囊囊的，走起路来略微摇晃。电梯到了，老赵迟疑片刻，或许是害怕即将要面对的妻子。可要面对的始终无法逃避，他摇晃着，走进了电梯。